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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韩人独立运动展开的过程中，许多韩人青年都曾进入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设立的广东黄埔军官学校和国立中山大学（设立时名称为国立广东大学）求学。当时孙文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以作为中国革命的骨干而设立了两所学校，同时为了倡导联合弱小民族、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对韩人青年入学进行奖励和优待。从很早开始就在中国活动的韩人独立运动指导者和团体通过推荐来积极促进韩人青年的求学，这些韩人青年在毕业后，或入伍国民政府中央军，或作为在华抗日独立运动的主力军而活跃起来。
192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以原有的东南大学为基础在首都南京创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第二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一直存续到1949年初。现南京大学的前身- 国立中央大学作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最高学府具有相当的威望。1928年12月，东亚日报连载南京访行记事的记者朱耀翰，在访问国立中央大学后介绍称：“有与北京大学争夺宝座的气势，但学生规模稍有不足，教授多是外国留学者，且身兼政府要职，学生们的思想呈现出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百花齐放的状态，最高学府不过如此”。
那么，国立中央大学韩人入学的状况如何？中央大学的状况与之前广东地区学校特殊的使命不同，因此针对韩人入学的态度和规定也随之不同。即，初期中央大学并非鼓励韩人入学，而是重视学业水平能力，对入学学生进行限制，因而韩人学生数量极少。但是1932年上海虹口公园尹奉吉义举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韩人独立运动的支援虽是非公开的，但逐渐积极起来，金九一派的青年队员暗地里进入中央大学学习。但是他们无法平衡为了祖国独立而进行的革命运动和学业之间的关系，选择投身革命后学业便无法长久持续。据调查，初期南京时期（1927~1937）共有七名韩人学生进入中央大学学习，即崔昌文、朴始昌（朴殷植之子）、李光济、金学武、黄石柱、玄哲镇、郑鹏翰。他们中除了崔昌文之外，其余六人都在中国继续参加了独立运动。
1938年以后，随着中日战争的日益激烈，中国政府开始对韩人独立运动表示公开支持，中央大学的韩人入学情况也和之前不同。重庆时期，中央大学对韩人政党、团体或临时政府所推荐的学生都欣然接受。因此，金九的韩国独立党或金元凤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系统中的韩人青年，特别是与临时政府或韩国光复军有关的青年得以进入中央大学学习，他们中也包含了临时政府要员的子女。他们是在华独立运动战线上活跃的韩国青年，对他们来说，进入中央大学，是打下革命基础的必经之路。对临时政府或其他独立运动的政党、团体来说，他们想要把韩人青年培养成革命的指导者以及将来能领导独立后的韩国的新一代人才。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学对韩人学生十分同情并给予协助。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说，为共同抗日奋战的韩人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将来战争结束后，在韩半岛若成立新的政府，这些青年作为指导者或能引导韩中关系走向友好的方向，中国或许想培养这样的亲华人才。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入学中央大学的韩人青年相对有所增加。重庆时期（1938~1945）中央大学有15名韩人学生入学，即陈春浩、周世敏、金维、马超群、金仁（金九之子）、文靖珍（文逸民之子）、安美生（安重根的侄女，金九的儿媳）、赵桂林（赵素昂之女）、崔东仙（崔锡淳之女）、王中元、金健永、金尤、陈天民、吕正淳和金镇宪。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随着首都的回迁，中央大学也重新迁回南京。在光复后大多数韩人都归国的情况下，留在中国的韩人青年不多，但现在他们留学中国真正迎来了以学业为目的的时代。当时留在南京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韩语科的在职青年教授金俊烨，通过韩国驻华代表团的介绍，于1948年9月得以入学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院）。同时，1947、1948年中韩两国在各自国内情势都很混乱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依然积极推进互相派遣留学生。因此，战争结束后，进入中央大学学习的韩人学生一时激增。南京时期（1946~1949）中央大学约有10名韩人学生入学，即金正平(金铁男之子)、金俊烨、赵镇卓、卢学木、韩书玉、权五文、韩兴、李康齐、安基石、徐景洙。他们之中除了金正平和金俊烨外，其他8名学生则是被选拔出的公费留学生，分别来自国内的延禧大学、成均馆大学、Severance医科大学等校。与此同时，当时在南京东方语专韩语科毕业的3名学生也成为首尔大学最早的中国留学生。虽然最终两国间的这种努力被时代的激流冲毁，未能看到成果，但这是20世纪以后中韩留学生交流的起点。
总之，20世纪20年代末国立中央大学建立以来，经历中日战争，直到1948年为止共有30多名韩人学生入学。这一方面是20世纪前半期在华韩人独立运动的展开、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对此的支持以及中韩联合抗日的表现，另一方面，作为战争结束后中韩交流的初步实践，也成为之后全面开展中韩交流的基石。
192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以原有的东南大学为基础在首都南京创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第二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一直存续到1949年初。现南京大学的前身- 国立中央大学作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最高学府具有相当的威望。1928年12月，东亚日报连载南京访行记事的记者朱耀翰，在访问国立中央大学后介绍称：“有与北京大学争夺宝座的气势，但学生规模稍有不足，教授多是外国留学者，且身兼政府要职，学生们的思想呈现出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百花齐放的状态，最高学府不过如此”。
那么，国立中央大学韩人入学的状况如何？中央大学的状况与之前广东地区学校特殊的使命不同，因此针对韩人入学的态度和规定也随之不同。即，初期中央大学并非鼓励韩人入学，而是重视学业水平能力，对入学学生进行限制，因而韩人学生数量极少。但是1932年上海虹口公园尹奉吉义举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韩人独立运动的支援虽是非公开的，但逐渐积极起来，金九一派的青年队员暗地里进入中央大学学习。但是他们无法平衡为了祖国独立而进行的革命运动和学业之间的关系，选择投身革命后学业便无法长久持续。据调查，初期南京时期（1927~1937）共有七名韩人学生进入中央大学学习，即崔昌文、朴始昌（朴殷植之子）、李光济、金学武、黄石柱、玄哲镇、郑鹏翰。他们中除了崔昌文之外，其余六人都在中国继续参加了独立运动。
1938年以后，随着中日战争的日益激烈，中国政府开始对韩人独立运动表示公开支持，中央大学的韩人入学情况也和之前不同。重庆时期，中央大学对韩人政党、团体或临时政府所推荐的学生都欣然接受。因此，金九的韩国独立党或金元凤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系统中的韩人青年，特别是与临时政府或韩国光复军有关的青年得以进入中央大学学习，他们中也包含了临时政府要员的子女。他们是在华独立运动战线上活跃的韩国青年，对他们来说，进入中央大学，是打下革命基础的必经之路。对临时政府或其他独立运动的政党、团体来说，他们想要把韩人青年培养成革命的指导者以及将来能领导独立后的韩国的新一代人才。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学对韩人学生十分同情并给予协助。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说，为共同抗日奋战的韩人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将来战争结束后，在韩半岛若成立新的政府，这些青年作为指导者或能引导韩中关系走向友好的方向，中国或许想培养这样的亲华人才。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入学中央大学的韩人青年相对有所增加。重庆时期（1938~1945）中央大学有15名韩人学生入学，即陈春浩、周世敏、金维、马超群、金仁（金九之子）、文靖珍（文逸民之子）、安美生（安重根的侄女，金九的儿媳）、赵桂林（赵素昂之女）、崔东仙（崔锡淳之女）、王中元、金健永、金尤、陈天民、吕正淳和金镇宪。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随着首都的回迁，中央大学也重新迁回南京。在光复后大多数韩人都归国的情况下，留在中国的韩人青年不多，但现在他们留学中国真正迎来了以学业为目的的时代。当时留在南京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韩语科的在职青年教授金俊烨，通过韩国驻华代表团的介绍，于1948年9月得以入学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院）。同时，1947、1948年中韩两国在各自国内情势都很混乱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依然积极推进互相派遣留学生。因此，战争结束后，进入中央大学学习的韩人学生一时激增。南京时期（1946~1949）中央大学约有10名韩人学生入学，即金正平(金铁男之子)、金俊烨、赵镇卓、卢学木、韩书玉、权五文、韩兴、李康齐、安基石、徐景洙。他们之中除了金正平和金俊烨外，其他8名学生则是被选拔出的公费留学生，分别来自国内的延禧大学、成均馆大学、Severance医科大学等校。与此同时，当时在南京东方语专韩语科毕业的3名学生也成为首尔大学最早的中国留学生。虽然最终两国间的这种努力被时代的激流冲毁，未能看到成果，但这是20世纪以后中韩留学生交流的起点。
总之，20世纪20年代末国立中央大学建立以来，经历中日战争，直到1948年为止共有30多名韩人学生入学。这一方面是20世纪前半期在华韩人独立运动的展开、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对此的支持以及中韩联合抗日的表现，另一方面，作为战争结束后中韩交流的初步实践，也成为之后全面开展中韩交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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목차
Ⅰ. 서론
Ⅱ. 남경시기 중대 한인유학생과 독립운동
Ⅲ. 중경시기 중대 한인유학생과 독립운동
Ⅳ. 종전 후 중대 한인유학생과 한중교류
Ⅴ. 맺음말
참고문헌
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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